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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鑫杰通讯员吴传生吕凤平)“你们电力部门的表不准,故意调快了吧?”9日一大早,大箕铺供电所营业厅工作人员接到村民徐某投诉,网格员石本金立即展开调查 石本金来到徐某家中,从进户线开始沿线进行排查,他根据工作经验判断,徐某家中线路村在漏电 随后,石本金发现一条老旧的皮线从墙缝中穿出去,用一根钢钉固定到墙上,皮线多处破损 将该线路切除后,电表恢复正常,徐某当场道歉 7月13日,记者从铜仁市气象台获悉,自7月7日以来我市转为晴热少雨天气,11日我市沿河县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12~13日高温范围明显扩大,除万山外,我市大部均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 截止7月13日16时,全市共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16站,最高为13日沿河38.8℃ 针对这次高温天气,市县气象台均及时发布了高温预报和预警信息,其中,铜仁市气象台于7月12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7月13日将高温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7月13日16时铜仁市各地气温分布图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铜仁市西北部阴天间多云,东部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东部、南部高温天气维持;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暴雨,高温天气暂时缓解 气象部门建议,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须注意防防范森林火灾;户外作业须做好相关防范措施或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利用14日夜间至15日的强降水天气做好科学蓄水工作 作者: 冷晓意 编辑: 魏翔 责编: 魏翔广州海珠区检察院新型检律关系座谈会记者丨邓新建 章宁旦来源丨法制日报“王检,我们又来了!”7月1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黄建水等4人走进广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福成的办公室,正在案头办公的王福成立刻笑着迎了上去:“怎么样?上次座谈以后,你们对《广州市检察机关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还有什么具体建议?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还有什么想法?”由于诉讼职能分工的不同,司法实践中更因为理念的差异和双方之间缺乏理解信任,检察官和律师经常处于警惕、防范、对立、紧张的状态 但是在广州,像这样的场面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平等、互信、规范、便捷”,王福成提出的八字检律关系新定义,在多项制度和举措的保障下,一种健康、良性、互动的新型检律关系已经在羊城全面形成 毫无偏见认同彼此法律地位“个别检察机关和少数检察人员有权就任性,工作简单粗暴,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严重,随意限制律师执业权利,损害了检察机关形象和公信力 ”王福成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为此,近年来广州市两级检察院依托案管部门,为律师提供依法、便捷、高效的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律师界的好评 不过,广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思民还是坦言:“毋庸讳言,检察机关在服务律师、保障律师权利方面,仍存在诸如自侦案件律师申请会见难、辩护人意见难以得到办案人员反馈、限制律师阅卷范围和阅卷时间等问题 ”有的单位办理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时,律师申请会见难;有的单位出于办案的需要,超越案件范围限制律师的会见申请 而在律师阅卷中,有的单位仅允许共同犯罪中的委托律师查阅委托人的案卷材料,不能查阅同案犯的案卷材料;有的单位无法查阅或复制视听资料;有的单位限定一周只能在固定的时间阅卷 “造成检察官和律师时常处于警惕、防范、对立的局面,固然有诉讼职能分工不同的原因,但主要在于理念的差异和双方之间缺乏理解信任 ”陈思民说 “构建新型检律关系,首先要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才能有互信 ”王福成认为,检察官和律师在诉讼中难免存在对抗和分歧,这是双方在追求司法公正中的观点碰撞,是在对等的诉讼地位下进行的法律博弈,不应将其演变成优越性、威慑性的公权力对律师权利的挤兑 为此,广州市检察院首先从系统内教育培训入手,促进干警们对平等检律关系的理念转变 记者发现,“平等对抗不仅是形式上双方能对弈公堂,而且是实质上双方能够无偏见地认同彼此在法律面前的地位,尊重对方阐明法律和践行权利”已经成为广州绝大多数检察干警对检律关系的共识 黄建水笑称:“为了解决或反映问题,我们都可以直接约见检察长,检律平等在广州可见一斑了吧!”平等尊重更多体现制度保障记者了解到,广州市检察院并不仅仅停留在干警意识形态转变,平等关系更多体现在制度保障 “少数检察人员对于律师提出无罪辩护存在误解,建议创新检律交流机制,多听取一线律师的辩护意见,增强对双方职业的理解与认同 ”“希望检察机关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更多地适用从轻处罚或免予起诉”……不久前,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组织召开检律座谈会,主动邀请辖区内的23名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对检察工作“挑刺”“找茬” 律师结合执业活动和平时了解的情况,就律师会见、意见听取及案件程序告知、检律交流互信等提出了10余条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该院检察长蔡世葵当场表态:“我们会逐条梳理,充分吸收,认真落实 ”目前,广州市两级检察院均与该市律师协会建立了定期座谈交流机制,其中,市检察院每半年与律协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司法局、各基层院派员参加,上门听取律师代表意见 “今年初,王福成检察长带队到律协,与在穗的33名全国、省、市、区四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交流,就构建新形势下的检律关系等问题进行研讨,开门听取意见 ”黄建水说 广州市检察院案管中心主任齐逢春介绍说,该院还建立问卷调查机制,全市律师每年进行一次问卷调查,对检察机关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听取意见等权利是否依法、规范、及时、便捷和清正廉洁进行调查,调查问卷采取自行发放或委托市律协分发、收集 2014年,在与市律协联合开展的问卷调查中,广州地区律师对检察机关提供阅卷等服务工作的满意度超过85% “平等还体现在对律师接待环境的改善 ”齐逢春介绍说,今年3月,广州市检察院下发《关于设立检察机关辩护律师接待室的通知》,要求全市两级检察院结合单位实际,建立统一的律师接待室 截至目前,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已建成律师接待室26间 记者在刚刚投入试运行的广州市检察院律师接待室看到,170平方米的地方,分区域设立了集律师接待、律师阅卷和听取意见等多种功能一体的律师接待室,为律师接待工作提供功能完备、井然有序、宽敞明亮的环境 记者发现,在接待室完成阅卷的律师,均要填写一份“律师阅卷情况反馈表”,对检察机关的服务态度、服务用语、服务环境等是否满意进行评价,还可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该院的另一创举——满意度调查机制 与上述制度配套的还有专题工作会议机制 “市检察院案管中心会及时汇总座谈交流、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等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每年再召开一次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题工作会议,集中解决我们反映的突出问题 ”广州市律师协会律师维权委主任姚忠平说:“双方平等了,互信自然形成 ”不遗余力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为律师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是广州构建健康、良性检律关系的重要环节 去年年底,海珠区检察院创建的律师接待“一站式服务”,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充分肯定 此后,广州市检察院在全市推广“一站式服务”,在两级检察院设置专门岗位,统一办理律师接待业务,使律师可以在案管中心一站式办理查询、阅卷、会见申请、调取证据、提出辩护意见等相关业务 目前,一站式“电子化阅卷模式”正在成为广州检察机关的一大亮点服务 通过配置高速翻拍仪、高速扫描仪、复印机、光盘刻录机等设备,检察机关案管中心在案件由侦查机关移送之初就形成“电子案卷” 采访中,许多律师表示:“这个举措让我们获益不浅 现在,哪怕案件有几十个卷宗,我们到检察院的阅卷过程也只需10来分钟——把案卷材料拷贝到U盘,就可以带回去慢慢看 ”依托“网上检察院”“掌上检察院”和官方微信平台,广州检察机关将于今年9月份正式上线“网上案管大厅”和律师接待手机APP,实现了案件查询、阅卷预约、申请会见、申请听取意见、材料递交等网上办理,这将大大提高律师接待工作的效率 同时,利用上述平台,依法公开各种检察业务流程,及时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重要案件信息和终结性法律文书 据统计,今年1至6月,全市两级检察院共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25931条;发布重要案件信息448条;公开法律文书4952份 已有当事人及律师共1485人申请办理网上查询、辩护与代理业务(包括异地申请会见、阅卷等),已办结1485件 五项指标数量三项全省第一,两项第二 而对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广州检察机关也是不遗余力 广州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成勇介绍,早在2011年2月,在市检察院的牵头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广州市司法局共同印发了《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若干意见(试行)》,就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对改善广州律师执业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去年,市律协建议对意见修改完善,得到了市检察院的积极回应 ”张成勇说,当年12月,上述五机关再次联合印发由检察院起草的《关于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若干规定》 “其中,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等方面的规定,具有开创性,对我们充分行使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办理职务犯罪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今年5月印发《关于规范广州市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行为的若干意见》,对律师会见许可和听取律师意见、律师与犯罪嫌疑人通信、司法程序告知等问题再次给予了明确 为更好规范司法行为,广州市检察院主动提出制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听取律师意见的具体实施办法 目前,由市检察院起草,并征求广州市律师协会意见的《广州市检察机关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预计很快即可印发实施 广州市检察院还专门建立追责机制,针对工作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及时发现纠正,并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律师 记者 唐会余 实习生 徐切 摄影 李文彬“科目二、三考试要增加名额了”,近日,主城多所驾校和学员得知这个消息 记者从驾校方面了解到,增加考试名额的通知已经下达,不过还在进一步调整,具体的执行时间还待确定 多所驾校收到通知:增加两个名额近日,我市多所驾校都收到一则署名交警总队车管所考试中心的通知,落款为7月8日 该通知向各车管分所传达,并由分所转发到驾校的微信群里:为切实解决学员考试报名难,缓解驾驶培训机构名额紧的困难,经市所研究决定,从7月1日起,重庆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小型汽车(即C类车)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名额由原来的1:5调整为1:7 也就是说,驾校一辆教练车一个月的考试名额,由以前的5个人增加到7个人 这也意味着,现在驾校学员报名考试,考试等待的时间将进一步缩短 又接通知:暂停科目三增加名额预约接到通知后,部分驾校已经做好准备增加名额,并完成报名、缴费等手续 不过,昨天早上,在一个驾校群里,驾校们又接到通知,通知称:“由于复盛考位场设备、车次不能达到正常名额与增加名额的考试量,经研究,暂停科目三增加名额的预约受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增加名额执行时间有待确定针对增加名额的通知,记者昨日致电多个车管所 九龙坡车管所表示未接到通知 江南车管所工作人员表示,通知已经下发,但是由于复盛考场目前考试人员较多,所以名额增加要到八月份正式执行 位于巴南的一家驾校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此前已经接到通知增加名额,但是由于车管所没有具体的安排,所以暂时没有施行 “从总所到各分所通知下发有一定的时间差 ”他表示,一般而言,驾校当月的考试名额来自于上个月的计划分配 因此,这个月虽然下发通知增加名额,但是具体执行估计要等到下个月,“车管所面对突增的考试名额,需要时间进一步安排 ”位于江北的一家驾校校长表示,增加名额对“自学自考”模式有帮助,所以他并不意外 “增加名额对解决积压有好处”市运管局培训处介绍,近年来,我市学车的市民不断增长 2012年驾考学员61万人,2013年50万人,2014年培训初学学员达82万人,较2008年,培训初学学员数量上升了6倍多 而目前,我市共有驾校371所(其中主城区驾校172所,远郊区县199所),教练车21360辆 记者从驾校了解到,每个驾校每个月的考试名额都是有限的,“一台车一个月只能考5个人,只有学员考过了才能算教练的绩效工资”,主城一所驾校校长表示,这样驾校有时候会考虑学员学时是否打满,以及学车能力和通过率等因素 部分驾校吸收大量学员,相关部门对每次考试的名额有限制,所以,就导致积压和顺延的情况 部分受访学员和驾校表示,进一步扩大报考名额,是个利好消息 总部位于江北的一家驾校校长刘祥举例,按照之前1:5的名额分配,他们驾校一个月考试学员为200多人,按照1:7的比例,可增加120多人考试 另一所驾校校长则认为,科目一比例不变,仍为1:5,而难度较大的科目二、科目三增加名额,对于缓解驾校和学员考试压力有很大帮助,“这种安排方式很科学” 借条纸张鉴定 收藏协会给出的鉴定意见 向轩与吴佑元的合影 向轩证明 吴佑元接受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7月9日上午,邵阳市隆回县荷香桥镇68岁的吴佑元带着一张“1945年盖有贺龙印章的借条”,来到华声在线邵阳分站向媒体求助,希望借助媒体还“八路军借条”的真相 吴老告诉记者他是受“借条”持有人周炎光的委托,希望在抗日战争七十周年来临之际,为祖国献上一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材料 隆回1945年八路军借条盖有贺龙印章10多年前,时年56岁的吴佑元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求证之路,为证实“八路军借条”,他多次往返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寻找有关资料,终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湖南师大图书馆等地方找到了关于贺龙部队南下的党史资料,并在2014年11月29日找到了贺龙的亲外甥向轩为他证明,并与向轩先生合影留念 “贺龙向地主打借条”这事儿有没有可能?一张“1945年盖有贺龙印章的借条”到底是真是假?网上一片热议,记者在网上搜索“八路军借条”词条,相关信息达107万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情扑朔迷离…… 事件焦点:泛黄的借条上都写了些啥吴老出示的这一张泛黄的借条,裱贴在一张纸上 借条上写明:“借爱国人士周连池先生大米陸拾肆斗、大肥猪壹条、银元肆佰贰拾块、铜钱伍佰块、小钱十贯,祖国统一时来中央 八路军贺龙”,立据时间是1945年3月,借款人贺龙,并盖有贺龙和一位名叫陈菊生的印章 吴老说,这张借条跟着他走南闯北,有一次坐火车时,把借条放在挨着胸口的袋子里,被汗水浸湿,后来不得以把它裱贴在一张纸上,要不是这样,估计早已支离破碎 这张借条在历史长河里沉寂了40多年,直到1989年周连池病危临终时透露,才得以见天日 来历回放:翻晒族谱发现借条夹在其中隆回县荷香桥镇居民周连池因以前是地主身份,一直不敢把70年前贺龙领导的部队打给他的一张借条公布于世 吴佑元介绍说,土改时农会没收了周家所有财产,划为地主 解放前周姓族谱一直由周家保管,解放后族谱由本村一名贫下中农周秋负责收藏 1980年周秋死后,周炎光的父亲周连池取回族谱,并用坛子密封好,埋在自家房内,一直不敢将此事公开,怕背上反攻倒算罪名,更怕没收条子 直到1989年周连池临终前,才交代说“家里埋藏一坛东西,到时你拿出来,去中央” 父亲病故后,周炎光在自家土砖屋内挖了几遍,才找到父亲所说的坛子,拆封一看,就是一本族谱,其他什么也没有,他很纳闷 直到2003年在翻晒周氏族谱时,才发现双页封面中有一个黑色东西,用刀片刮开,原来是一张八路军写给父亲的借条 借条是真是假,周炎光一时弄不明白 因身患残疾行动不便,他也无法四处调查证实 2005年,周炎光委托邻居吴佑元进行调查了解 周炎光说,父亲周莲池以前是地主,他想以此消除误会,证明父亲“爱国人士”的身份 艰难求证:还原借条背后的故事2005年,在隆回县电视台工作的吴佑元接受了邻居周炎光的委托,毅然踏上了艰难的求证与调查之路 他首先找到了隆回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的有关人员,大家在惊讶之余,都无法鉴定“借条”真伪 当时隆回县党史办王主任,仔细看了“借条”,发现该字据上还盖有陈菊生印章,经查阅历史资料,得知陈菊生曾是贺龙部队的特务团团长,很有可能是该字据的经办人和第三人,因此,他判断“借条”是真的 退休后,吴佑元带着这张“借条”先后前往张家界、广州、北京和成都等地求证,并去过张家界桑植县贺龙纪念馆、广东黄埔军校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地寻找相关资料,虽获取了一些信息,但与该借条直接挂钩的证据少之又少 同时,吴佑元又调查走访了荷香桥镇近百户70岁以上老人,有不少老人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确实有八路军部队路过周连池的家,不少邻居还帮助周连池运过大米,但是不知道与借条上的事情是否有关,当时的老百姓都称呼这支部队为“十八军” 2014年,吴佑元到四川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了老红军向轩的报道 报道称,向轩7岁参军,9岁长征,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最小的红军,目前在成都警备区石马巷离职干部休养所 最令吴佑元兴奋的是,向轩参军期间一直在贺龙部队 “找到他也许能了解更多的情况 ”吴佑元心想 于是,11月29日,吴佑元来到成都找到向轩 向轩看了借条并书写证明:“该借条系陈菊生经办,以贺龙首长名义立字据,借条属实 ” 在记者站办公室,吴佑元向记者出示了2005年湖南省收藏协会咨询鉴定监制中心的鉴定书,鉴定意见一栏写着:贺龙借条 为墨笔手书,15×28cm,纸为老账本用纸,有油墨竖栏,墨迹及“贺龙印”、 “陈菊生章”均呈旧迹 查贺龙于四五年时曾在湖南地区活动,但仍需对当时发生的事实进一步认定 吴佑元又向记者出具了一份2015年3月由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所做的EDXL-X荧光光谱仪检测报告,结论为“样品成分与1945年贺龙同类书法作品质地表面数据成分符合较好” 同时,吴佑元还出示了由当地老百姓写的一大摞关于抗日时期贺龙部队经过隆回县六都寨、荷香桥等地的证明材料 吴佑元说,他别无所求,只想帮邻居周炎光弄清事情的真相 当事人回应:没有造假可以承担法律责任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不少网民啧啧称奇,也有不少网友对借条的真实性提出了大量质疑 对网友的质疑,吴佑元回应称,“借条没有造假,可以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贺龙部队当时不在湖南的说法,吴佑元称,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的资料了解到,为了迎接全国性抗日大反攻的到来,贺龙先后组织了6支部队开赴日军占领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他们的任务是南下到湖南,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然后逐步与中原部队及广东的东江支队连接起来,形成解放区战场的南方一翼,以配合全国性反攻 对网民提出借条上的年份写法、“祖国统一”的用词、繁简体字等一系列质疑,吴佑元均找到了大量的原始证据 经过近10年的努力,70年前的一张借条的证据链已初步形成,吴佑元分析认为这张借条的真实性可靠 他将继续努力,以进一步得到有关部门的认证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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